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，本地传媒遭不平等对待的案件却屡见不鲜，这不只是对新闻自由度的干预，也弑杀着新闻从业员的专业尊严，更引起阻吓新人加进这个服务行业的副作用，必须予以严历谴责与正视
「记者啊！我家孩子被老师打骂，你们帮我写报纸出来，去骂那间学校!」
「记者先生，XX发展公司在我家附近兴建，破坏大自然环境，你写新闻去告他!」
「记者小姐，XX议员以前说要协助我们申请廉价屋，还开口拿了一笔钱，你们帮我写新闻告发他骗走我的血汗钱!」
许多时候，为了替民讨回公道，为了仗义直言，为了揭露不平，人人都把媒体当着是最佳管道，希望媒体代他们出一口气。
往往伸张正义的记者在报导了这些新闻之後，就会接到当事人的‘反应’了。这些反应包括有：表达不满、抗议、向上司告状、施压、杯葛、起诉、恐吓、甚至各形式的伤害如暴力、言语、肢体及记者所属物。
本报一名新进的摄记前晚在进行采访任务时，不幸被群殴攻击，更被夺走相机。
这名才加入新闻行业两个月的新兵，初从校园出来，当然还没有经历社会百态，工作时遇上恶汉暴徒围攻，又相机器材被夺走，被吓得面青唇白。
老实说，他当时所采访的并不是一宗恐怖案件，也根本就不涉及任何难以启齿的家丑，而只是一场普通的车祸。当事人为何需要如此大动肝火，把身负采访责任的记者也一并拿来出气?
有人千方百计希望多多上报，也有人不择手段拒绝上报。由此可见，新闻业是一行最易产生冲突及矛盾的行业，更形成它本身的特殊性质。
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，本地传媒遭不平等对待的案件却屡见不鲜，这不只是对新闻自由度的干预，也弑杀着新闻从业员的专业尊严，更引起阻吓新人加进这个服务行业的副作用，必须予以严历谴责与正视!
起诉、恐吓、殴打、菲林被拆、相机器材被夺走、采访车被破坏等事件，在我们的四周常常发生。或许与西方国家相比，我国新闻业者的遭遇尚算是小巫见大巫，毕竟，我们的文化有异於西方，本地传媒的作风也极尽保守及具备高度的操守，时常都以保护当事人为大前提。
凭良心说，本地传媒向来都恰当地扮演份内的角色，除了传达讯息及成为人民的喉舌，更时时刻刻安份守己，照顾人情颜面，绝不像西方及港台的传媒般不择手段揭人私隐及挖爆黑幕。
无奈的是，报人接获书面或邮包或电话方式的恐吓，已不是新闻，除予报警备案之外，最多也只有轻叹滋事者的幼稚无聊与流氓主义。至於严重如生命威胁、殴打及夺走相机，则应予以严历谴责，并交由司法单位来执行制裁行动。
此外，本地媒体近年也成了律师界的「新宠」，许多大商贾及政治人物都陆续把茅头对准媒体，通过律师起诉报馆，动轧涉及百万零吉赔赏金的诉讼案，教人瞠目咋舌。
向来太过手下留情的大马传媒，不幸遇上种种不平的对待，似乎让人有一种无力的感觉，执笔的文人，总是处於弱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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