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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, April 28, 2000

媒体非沙包!


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,本地传媒遭不平等对待的案件却屡见不鲜,这不只是对新闻自由度的干预,也弑杀着新闻从业员的专业尊严,更引起阻吓新人加进这个服务行业的副作用,必须予以严历谴责与正视



「记者啊!我家孩子被老师打骂,你们帮我写报纸出来,去骂那间学校!」
「记者先生,XX发展公司在我家附近兴建,破坏大自然环境,你写新闻去告他!」
「记者小姐,XX议员以前说要协助我们申请廉价屋,还开口拿了一笔钱,你们帮我写新闻告发他骗走我的血汗钱!」

许多时候,为了替民讨回公道,为了仗义直言,为了揭露不平,人人都把媒体当着是最佳管道,希望媒体代他们出一口气。
往往伸张正义的记者在报导了这些新闻之後,就会接到当事人的‘反应’了。这些反应包括有:表达不满、抗议、向上司告状、施压、杯葛、起诉、恐吓、甚至各形式的伤害如暴力、言语、肢体及记者所属物。

本报一名新进的摄记前晚在进行采访任务时,不幸被群殴攻击,更被夺走相机。
这名才加入新闻行业两个月的新兵,初从校园出来,当然还没有经历社会百态,工作时遇上恶汉暴徒围攻,又相机器材被夺走,被吓得面青唇白。

老实说,他当时所采访的并不是一宗恐怖案件,也根本就不涉及任何难以启齿的家丑,而只是一场普通的车祸。当事人为何需要如此大动肝火,把身负采访责任的记者也一并拿来出气?

有人千方百计希望多多上报,也有人不择手段拒绝上报。由此可见,新闻业是一行最易产生冲突及矛盾的行业,更形成它本身的特殊性质。

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,本地传媒遭不平等对待的案件却屡见不鲜,这不只是对新闻自由度的干预,也弑杀着新闻从业员的专业尊严,更引起阻吓新人加进这个服务行业的副作用,必须予以严历谴责与正视!

起诉、恐吓、殴打、菲林被拆、相机器材被夺走、采访车被破坏等事件,在我们的四周常常发生。或许与西方国家相比,我国新闻业者的遭遇尚算是小巫见大巫,毕竟,我们的文化有异於西方,本地传媒的作风也极尽保守及具备高度的操守,时常都以保护当事人为大前提。

凭良心说,本地传媒向来都恰当地扮演份内的角色,除了传达讯息及成为人民的喉舌,更时时刻刻安份守己,照顾人情颜面,绝不像西方及港台的传媒般不择手段揭人私隐及挖爆黑幕。
无奈的是,报人接获书面或邮包或电话方式的恐吓,已不是新闻,除予报警备案之外,最多也只有轻叹滋事者的幼稚无聊与流氓主义。至於严重如生命威胁、殴打及夺走相机,则应予以严历谴责,并交由司法单位来执行制裁行动。

此外,本地媒体近年也成了律师界的「新宠」,许多大商贾及政治人物都陆续把茅头对准媒体,通过律师起诉报馆,动轧涉及百万零吉赔赏金的诉讼案,教人瞠目咋舌。
向来太过手下留情的大马传媒,不幸遇上种种不平的对待,似乎让人有一种无力的感觉,执笔的文人,总是处於弱势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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