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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ursday, January 20, 2011

"Nothing" is Something!

Nothing / by王文華

二○○四年底,在企業界上班了十年之後,我辭去工作,到美國旅行。到美國當然要講英文,一路上我最常用的一個字是:「Nothing」。

臨 走前跟台灣的朋友告別,很多人都驚訝念MBA、一向喜歡忙碌的我竟然辭掉工作。觀念保守的媽媽憂心地看著我:「那你豈不是失業了嗎?還有心情去度假?還不 趕快去找工作!」獵人頭公司打電話來:「你對哪個產業有興趣?走之前要不要見個面,讓我們為你重新做生涯規畫?」老友們也傳簡訊來:「那你接下來要做什 麼?」

對於這些問題,我的答案都是:「Nothing」。

我來到母校,位於舊金山旁一個小鎮的史丹佛大學。史丹佛像一個森林公園,到處都是草地、樹木、松鼠、麋鹿。我住在森林中的招待所。早上起來,打電話問候東岸的朋友。

「你打算待多久?」

「不確定。」

「在史丹佛做什麼?」

「Nothing。」

「怎麼可能Nothing?你一定有做Something!」

「我想想看……昨天早上六點起來……」

「麼那麼早起?度假不是應該睡到自然醒嗎?」

「我六點就自然醒過來了啊!為什麼自然醒一定要到下午兩點?」

「我不知道你這麼早起是幸運還是不幸……,然後呢?」

「然後我去樹林裏跑步,用力吸很多空氣。回來後洗澡,看晨間新聞。然後開車到樹林深處,看到一大片草原上有一棵孤立的樹。下午到以前讀過的商學院,進教室旁聽 財務課程,跟同學一起拿講義,認真算老師丟出來的習題。然後在校園裡走一走,看看布告欄的廣告。後來在書店買了幾件史丹佛的衣服,送給台灣的朋友。晚上跟 以前的朋友吃飯,回來就九點多了。回家後打開電視,看看美國最近紅的節目。睡前把白天買的書和報紙看一看,一天就結束了。」

朋友問:「既然在度假,為什麼要去上課?」

「我不是在度假。」

「既然來上課,怎麼可以到處去玩呢?」

「我好像也不是來上課的……。」

「那你在做什麼?沉澱嗎?」

「我又不是烏龍茶。」

「那是思考人生未來的方向嘍?」

「沒那麼嚴重啦!」

「你到底在做什麼嘛?」

我說:「Nothing」。

我三十七歲,在事業和人生上,都到了可以開始尊敬和享受「Nothing」的時候。

從小到大,生活的目的、奮鬥的方向,都是一個可以明確定義的「Something」。國中時要考高中、高中時要考大學、畢業後要找工作、工作後要升遷。我們衝鋒陷陣,卻很少問自己,追求的Something是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。

社會的價值觀影響了我們的自信,當我們處於「待業」狀態時,也不好意思承認,還必須勉強編出一些堂而皇之的道理,比如說:「喔,我想歸零,休息一下,出國充充電,整理一下思緒,規畫未來的路。」很少人敢大聲地說:「我不是在休息,也不是在沉澱。我就是無業游民,我做Nothing!」

忙於Something的朋友,沒空跟我吃飯。我和另一位比我資深的「Nothing」同學見面。他在網路狂飆時狠狠撈了一票,四十歲宣告退休。我們沒時間吃飯,只喝咖啡,因為他第二天一早自願到斯里蘭卡救災。

「這是我兩年來第一次做的Something。當長久都做Nothing時,突然做起Something,而且是自願的、有意義的Something,我覺得好快樂!」

我很少聽到在台北上班的朋友說:「我覺得好快樂!」

我當然不像我的同學那樣有本錢做Nothing。我甚至懷疑他在網路狂飆時撈的那一票,就是我在網路泡沫化後賠的那一票!我單身還好,如果要養家,就更不可 能做Nothing了。

但退一步想:工作到四十歲,總有一些積蓄吧。如果願意過簡單生活,Nothing維持幾個月應該不是問題。除非你事事要求五星級, 或是坐擁金山卻還要為二十年後退休做打算,那就真的不適合Nothing。

我做Nothing的幾天,最貴的單筆消費是9.75美元的電影票。爆米花只敢買小包,意思意思就好。但只要電影好,散場後一樣快樂。於是我發現:由奢返儉,其實沒有那麼難。

回招待所後我打開電腦,視窗在跑的一分鐘,一隻做Nothing的鹿跑到我的窗前。我對牠微笑、和牠搭訕。我不知道在台北,對一個忙於Something、地位崇高的美女,我敢不敢這麼放肆?

我打開Messenger。一名在香港的投資銀行上班、位高權重地朋友對我說,「我真佩服你的勇氣,和放下一切、斷然改變人生的決心。」
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錯了人。其實我膽子很小,也沒經過什麼「放下一切、斷然改變」的心路歷程。

好像肚子餓了就去吃飯,我的決定其實很簡單。我很怕別人把我想 得很悲壯,因為我容易笑場。別人把我的表情詮釋成悲傷,其實我只是香港腳在癢。

我感謝朋友的讚美,但那種「風蕭蕭兮易水寒」的思惟方式,還是在 「Something」的模式裡打轉。那樣的模式是:我對我現在做的Something不滿,我痛定思痛要改變。我改變的方式是做另一種 Something,而那種Something叫做Nothing。那樣的模式好像是不喜歡紅色的壁紙,於是用白色的壁紙把整面牆蓋過去。但我想做的,只 是當一面沒人注意的水泥牆。

「那當水泥牆是為了達到什麼目的?」他問。

「當水泥牆本身就是目的。」我說。

「這樣的目的有意義嗎?」

「意義可大了。它讓我們把多年來情願或不情願被貼上的壁紙一次清乾淨。讓我們重新感覺做一面牆的質地。Nothing像是在無人島上脫光衣服,可以幫我們恢復原來作為人的本能、品味、價值觀,和其他各種身體和心靈的機能。」

「這樣被動好像沒有在過生活!」

「我們都太努力『過』生活了,自己把自己搞得眼花撩亂。偶爾,你要什麼都不做,讓生活自然『發生』在你身上。餓了,就找最近的餐廳吃。下雨了,就淋一下。愛上了,就親吻她。失戀了,大哭一場。當你的水泥牆不再貼壁紙時,你就可以閉起眼睛,讓全世界在你身上塗鴉。」

在史丹佛的下午,我閉起眼睛,和一位年紀和我一樣,卻曾經得到癌症的朋友見面。她北一女台大哈佛大學,從小到大是專業的第一名。我們坐在草原孤樹下的野餐桌,講話時口中冒出熱氣。

「你還在大學教書嗎?」

她點點頭,「其實我現在的生活方式和你一樣。一個禮拜上幾堂課,其餘時間在家看書、寫論文。偶爾出門,和朋友見見面。」

「出去時自己開車?」

「我都坐公車,因為這樣可以走路,我需要運動。」

「身體還好嗎?」

「我每三個月回去檢查一次。目前都控制得滿好的。」

「你看起來很開心。」

「是啊。也許事業上沒什麼成就,但至少完全是在過自己想要的生活。」

我很少聽到在台北上班的朋友說:「我完全是在過自己想要的生活。」

「你很幸福你知道嗎?」她停頓一下,說,「你不需要癌症來把你喚醒。你借一種溫和的方式,改變了你的生活。」

我點頭:「那種方式叫Nothing。」

我陪她走到公車站,看她上了車。我一個人走回校園,雨滴打在草地。

優秀的朋友生病了、有錢的朋友不快樂、結婚的朋友不跟老婆講話、單身的朋友寂寞到自殺。在 美國或台灣,我們這相信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的一代,仍然在掙扎。我走到十字路口,不知道現在是幾點、接下來要去哪裡。突然間招待所外面那隻超辣的鹿出 現了!我微笑,跟著牠走下去……。

去做什麼呢?

Nothing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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